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

（注：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1921年7月23－3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興業路76號）舉行。會議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規定了黨的組織原則。7月30日，大會正在進行當中，突然遭遇法租界巡捕密探的偵察，會議中止。8月1日，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的一條游船上繼續舉行，并在那里閉幕，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機構。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有：北京－－劉仁靜、張國燾；上海－－李漢俊、李達；山東－－王燼美、鄧恩銘；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南－－毛澤東、何叔衡；廣東－－陳公博、包惠僧，還有旅日的周佛海。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黨的發起人陳獨秀、李大釗均沒有參加會議，但會議還是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公開提出，引發了全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后，立即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巨大的反響。這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決不是一般哲學問題的爭論，而是在思想上、理論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場討論的意義和作用是偉大而深遠的。首先，它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其次，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為進一步撥亂反正準備了思想條件。

江澤民在“5.31”講話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保證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目標得以實現。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必須做到：其一、對社會主義民主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改變僅僅把民主當成是一種工作作風的看法；其二、民主政治的建設必須與經濟和社會全面進步相適應、必須與民族的政治傳統相適應；其三、政治文明的建設，民主進程的推進，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最根本的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四、民主政治的推進與法制的完善緊密相連，民主政治建設是法制建設的價值導向；其五、政治文明建設的當務之急是“著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鄧小平說過，“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黨章的性質、內容和產生程序決定了黨章在黨內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及作用。黨章所具有的這些特性決定了它必然能夠成為黨的“根本大法”。

第一，它是黨的整體意志的體現。黨章內容包括黨的活動和黨的建設的基本規定，代表了全黨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利益，是這些利益的集中體現，實際上也集中了全黨的意志、信念和愿望。

第二，它是黨內的普遍行為規范。毛澤東說過：政黨就是一種社會，是一種政治的社會。黨內有大量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有復雜的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問題。像整個社會需要確立法律規范一樣，在黨的內部為了維護正常的活動秩序，正確調整黨內關系，也需要確定一種適用于所有黨員的普遍行為規范，以指導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黨章就是這種規范的根本體現。

第三，它是具有最高權威的黨內法規。黨內法規包含許多種類，適應不同層次、不同范圍、不同對象，都有相應的規則、規章、條例、制度。但是，黨章卻是具有最高權威的黨內法規，或者稱為“黨內的基本法”。所有的其他法規，都是它的延伸或補充，同時必須服從或從屬于黨章。

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既要著眼于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著眼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所謂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人的社會關系的發展，就是人的社會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對社會關系的控制程度的發展。在人與自然、社會的統一上表現為在社會實踐基礎上人的自然素質、社會素質和心理素質的發展，就是在人的各種素質綜合作用的基礎上人的個性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并不是指單個人的發展，而是指全社會的每一個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發展不僅應當是全面的，而且應當是自由的。在整個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江澤民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提出了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進干部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科學化是民主化的前提，制度化是民主化的保證，制度化又是科學化的體現，三者緊密聯系，不可偏廢，它們的不斷推進和完善都對干部人才和領導班子的培養和造就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它為我們黨帶領人民完成“三大歷史任務”，解決自身遇到的“兩大歷史性課題”所需要的組織保障指明了努力方向，為落實《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提供了總的指導方針。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須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先進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必須放到推動當代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中去考察，放到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奮斗中去考察，歸根到底要看黨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實際作用。我們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把握住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

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新情況，我們黨必須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首先，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必須始終堅持我們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我國工人階級自身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的隊伍在壯大，工人階級整體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日益提高。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在發展，黨的階級基礎也在不斷增強；其次，要積極穩妥地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到黨組織中來，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它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忠誠于祖國和社會主義的優秀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廣大群眾共同加以推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我們黨在全社會的戰斗力、影響力和凝聚力。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爭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去，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宣布以“人民共和國”代替“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人民共和國”仍然以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同時容納小資產階級和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和集團。在民主革命階段，不去沒收富農的土地；鼓勵和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對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們，都給予合作；歡迎華僑資本家到根據地發展實業。“人民共和國”口號的提出，以及各項政策的改變，很快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影響，使黨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發生了嚴重的分化，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逐漸形成。新右派首先在思想理論上歪曲新三民主義，反對”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間，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宣揚階級調和，反對階級斗爭學說，要求已經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在國民黨二大上取得軍政大權的蔣介石在1926年3月策劃了針對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并將實權在握的汪精衛排擠出去。5月15日，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了《整理黨務決議案》，要求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的任職進行限制，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全部上交。1927年3、4月間，蔣介石在上海與幫會組織、帝國主義列強、國民黨和國民軍中的右派勢力密商暴力”清黨”事宜。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其它省份的國民黨右派及軍閥勢力也將反革命屠刀指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它是由上海的一位工人設計的。旗面的紅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星及其相互關系象征全國人民（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團結。星用黃色，是為著在紅地上顯出光明，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對著大星的中心點，這是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中國共產黨）而團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它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

進入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總結自己多年來與國外共產主義政黨交往的經驗教訓，在80年代初提出了“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與外國共產主義政黨交往的原則。“獨立自主”是處理各國政黨之間關系的核心；“完全平等”是處理黨際關系的基礎，各國政黨不論是大黨、小黨，歷史長短，執政與否，都應該完全平等，沒有尊卑上下之分；“互相尊重”是處理黨際關系的關鍵；“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是處理黨際關系的重要保證，沒有這一原則，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就無從談起。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體可以分為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兩個方面。思想建設決定著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理想、道德和紀律。文化建設包括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科技、教育、衛生等事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目的是使社會成員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它會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提供強大的指導方向、精神動力、智力支持。離開了精神文明建設的物質文明建設將會一事無成。黨的十二大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提出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主張。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

1994年1月24日，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必須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斷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這就是新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指導方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就是宣傳思想戰線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人民；“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就是宣傳思想戰線要正確地把握形勢，宣傳好黨的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就是宣傳思想工作要圍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總目標，宣傳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和法規制度；“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努力創作出更多的振奮人們精神、鼓舞群眾斗志、凝聚民族力量、激發社會活力的優秀作品。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十分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工作。1990年12月1日，江澤民在總參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強調，“全軍同志都要盡心盡力，扎扎實實地抓好訓練和管理，真正抓出效果來，使部隊真正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江澤民向全軍提出的這“五句話”總要求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我軍建設的總指針，充分體現了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指明了軍隊建設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建設標準。總要求提出后，在全軍官兵中產生了強烈反響，有力地推動了部隊的全面建設。

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方針。1995年1月28日，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講話根據”一國兩制”構想，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問題，提出了八條意見：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對于臺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系，我們不持異議；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于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愿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利益；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的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愿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

進入世紀之交，國際國內出現的新情況和我們黨面臨的新任務，迫切要求加強干部隊伍建設。1995年，江澤民在北京視察工作時明確提出，領導干部一定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1996年10月10日，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集中進行一次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以”三講”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要求通過”三講”教育推動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十五大精神，并對這次活動的基本原則、方式方法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次為期兩年的”三講”活動對提高全黨干部的政治素質，加強黨性修養，端正思想作風，增強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自覺性具有重大意義，是在新的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新探索。

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領導體制改革。從我國建國以來的政治實踐看，“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其原因是：黨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強了黨的領導，而是降低、削弱了黨的領導，黨政分開才能真正提高黨的政治領導的水平和質量；黨政不分使黨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設的精力，只有黨政分開才能真正做到“黨要管黨”，使黨委擺脫各種繁雜事務的干擾，集中力量抓好黨建；黨政不分使黨委處于行政工作第一線，甚至成為矛盾的一個方面，黨政分開，可以使黨處在超脫的、駕馭矛盾和總攬全局的地位，從而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黨政不分使黨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執行者，黨政分開才能使黨委真正能夠履行監督的職能。

資產階級自由化，無論最初作為一種思潮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出現，還是逐漸形成一股政治活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崇拜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其危害誠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搞現代化，決不能搞自由化，決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改革開放之后的事實說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將一事無成。因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隨著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的角色正在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化，在我國城市管理工作中實行了多年的”條條”模式越來越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需要，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的”空白點”日益增多。這對密切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保持社會穩定，提出了新的課題。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1999年9月，江澤民在視察上海市徐匯區康健街道康樂小區時指出：”社區黨建聯系著千家萬戶，大有可為。”目前各大中城市正在根據實際情況，積極探索適合本地社區黨建工作的新途徑。

1935年1月，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集中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作了重要發言，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實行單純防御和在長征初期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為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

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極其艱苦的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取得的。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中國共產黨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歷史特點，及時調整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及戰略、戰術，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了正確的發展方向。積極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于中國。“兵民是勝利之本”，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廣泛發動和組織以農民為主力的各階層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使大量侵華日軍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極大犧牲，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的方針，使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全會之后，黨的各項事業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軌道。它的召開標志著我們黨一個新的偉大歷史時期的開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上來，這就揭開了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教育全方位改革的序幕。其涉及面之廣、影響力之大，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場”革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各種管理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它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革命，也不是對原有體制進行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根本性變革，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